生活不可能像你想像得那麼好，但也不會像你想像得那麼糟。人的脆弱和堅強都超乎自己的想像。
—— 莫泊桑
突如其來的變故
2021年5月，COVID-19病毒在台灣本土逐漸蔓延，政治大學宣布全面實施遠距教學，台北以及新北市亦於該月15日率先宣布進入三級防疫警戒，我們原先所安排的訪談也因疫情的關係而被迫取消；5月19日，全台灣進入三級防疫警戒，外出求學的學生們紛紛返回自己的家鄉，公共場所也不再開放，政府勸導民眾若非必要因素應減少與他人接觸，意即為了我們與報導人的健康考量，當面訪談是確定無法進行了。這些事情發生後我們感到十分的緊張及焦慮，一方面是對疫情的擴散感到憂心；另一方面則是對充滿未知的田野感到不安。
然而，疫情並不能成為我們停止田野的理由，為了克服無法面對面訪談的困境，我們想了各種方式來應對，而最直接的方法便是透過即時通訊軟體進行訪談。但在意識到本次研究所要訪談的對象為「聽損者」時，我們又再次陷入了困境。如果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行訪談，會不會使他們覺得我們不理解他們而感到不舒服或被冒犯？會有如此顧慮是因先前與貝多芬進行訪談時，他曾提出要我們將口罩摘下的請求。因為他有時候會聽不清楚我們在說什麼，需要透過讀唇語才能確定我們所說的話；此外，先前曾到課堂演講的蒲公英聽語協會理事長也分享，戴口罩幾乎成了疫情之下人們日常生活的一環，然而對聽損者而言，戴口罩遮住了人們的嘴巴，也阻礙了解讀唇語的途徑。那麼，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進行訪談會不會也遇到像是「戴口罩」一樣的困境呢？這樣的疑問不禁使我們再次卻步。
疫情下的轉變
我們打算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有LINE、Facebook Messenger以及Google Meet，而上述軟體所提供的通訊功能有語音通話、視訊通話、文字、貼圖以及表情符號等等。若使用語音通話功能，我們擔心會像貝多芬的案例一樣，遇到講話不夠清楚使報導人無法理解的情況；若使用視訊通話，雖然可以讓報導人看見我們的表情動作，但視訊通話又受到網路品質、視訊畫質等因素影響，未必能使報導人清楚看見我們的唇形，且如果遇上網路不佳導致視訊延遲，會讓畫面與聲音不同步，可能導致報導人更難理解我們的意思；若使用文字、貼圖以及表情符號等進行訪談，雖可避免掉上述的不便，但這些方式並不能完全表達雙方的情緒，很有可能因此而產生誤解，而我們更有可能忽略訪談時報導人情緒轉變的細節。
經討論後，我們決定將選擇權交還給我們的報導人，讓他們自行選擇接受訪談的方式，不再用我們的想法揣測他們的意念。最終，貝多芬選擇使用Facebook Messenger 語音通話，蕭邦選擇Facebook Messenger和Google Meet 視訊通話，拉赫曼尼諾夫則選擇了Google Meet 語音通話和文字訪談兩種形式。
出乎意料地，三位報導人皆給予即時通訊訪談很高的評價。貝多芬覺得使用即時通訊效果訪談很好，因為即時通訊軟體有顯示說話者的功能，讓他可以快速地分辨出是誰在講話，且因為我們與他訪談時的通訊品質皆還算優良，因此他可以很清楚地聽到我們所說的話。而蕭邦則認為比起當面訪談更喜歡即時通訊訪談，除了即時通訊訪談的聲音會比當面訪談清楚，不受到外界雜音干擾外，也能使他感到更加地自在。對拉赫曼尼諾夫來說，使用即時通訊訪談讓他感到自在，不會像當面訪談有那麼大的壓力。然而，即時通訊訪談仍有其不便之處，如在與拉赫曼尼諾夫訪談時，我們三方皆出現了網路不穩定的狀況，因此訪談中間有部分受到中斷，抑或是對方講話沒有聲音的情況發生。綜合三位報導者的反饋，我們可以發現即時通訊軟體具有可自行調整音量、可明確辨識說話者身份等優點，但即時通訊軟體的通訊品質又與網路穩定性有極大的關聯，必須要在網路穩定的前提，才能確保擁有良好的通訊品質。
「真的」是你嗎？
然而，在進行視訊訪談時又有一個新的問題浮現在我們腦中。我們是在和「真實」的他們互動嗎？。法國知名社會學家布希亞在其著作《擬仿物與擬像》中提到了四種影像的呈現方式：1.基本現實的投射。2.基本現實的掩蓋與扭曲。3.掩蓋存在基本現實的事實。4.與現實毫無關係，只是存粹的擬真（simulation）。 第一類影像呈現方式就像是沒有套用濾鏡的照片一般，真實地呈現出了事物的基本面貌；第二種則像是套用了濾鏡的照片，是被有意修改過後的事物；第三類則是透過影像塑造出某種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現象；第四類則像是沒有原作的複製品，完完全全是被塑造形成的擬像。 而我們認為，透過視訊進行訪談就像布希亞所提到的第二類影像呈現方式，是被掩蓋、扭曲的事實。
如同蕭邦和拉赫曼尼諾夫的回答，他們認為即時通訊訪談比起當面訪談顯得較為自在，而是什麼因素讓他們如此認為呢？經分析後我們認為，是因為網路的可選擇性所導致。當面訪談時，報導人和訪談者雙方就像特務一般，需要全神貫注地仔細觀察對方的一舉一動，哪怕只是稍微挪動一下身軀也不能放過，生怕錯過某個細節就會誤會對方的意思，但這也使訪談增加了不自在的氣氛，讓報導人和訪談者雙方都感到十分有壓力。但當場所轉換到即時通訊軟體時，這樣的情況便可以得到舒緩，因為我們可以「選擇」要給對方看到什麼，如果不想讓別人看自己的臉可以選擇不開鏡頭；不想讓別人看到素顏的自己可以選擇使用濾鏡；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身處的環境可以使用虛擬背景等。其次，在網路上我們可以自由選擇回覆訊息的時間，不像當面訪談，對方一問話就要馬上回答。例如透過文字溝通可以自行選擇點進對話框讀取訊息的時間，使用iPhone手機的用戶甚至可以透過LINE 3D Touch的功能在不已讀的前提下看到對方所傳的訊息內容；語音或視訊通話時亦可以透過是否打開麥克風選擇回答時間。上述的可選擇性使我們能透過網路讓別人看見「想讓別人看見的我」，但同時，也讓我們「失真」。
田野調查不是就應該要與「真實」的人互動嗎？如果他們都「不真實」了，那我們還要研究什麼？發現上述情況後我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。然而，討論後我們認為如此的「不真實」也是「真實」的。報導人透過各種方式形塑的形象，正是他們想要讓我們看見的「他」，因此，這也是「真實的他」，而選擇這樣表述自己背後的動機，便是值得我們更進一步細細品嚐、解讀與分析的。這也讓我們意識到，田野調查中細微、凌亂的部分也是值得我們停下腳步留心觀察的，因為正是這些混亂、不確定的因素，才拼湊出了田野的樣貌。
參考資料
1. 尚·布希亞，《擬仿物與擬像》，台北：時報出版，1998